“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血液里流淌着天生“不服周”的精神,我们正告中国足协,从今日始,只要武汉三镇在中国职业联赛存在一天,我们就会毫不妥协地跟中国足协的黑暗势力斗争一天,我们不相信这些黑暗势力能只手遮天,老虎摸不得,职业联赛不是他们的后花园”。

2022年,武汉三镇炮轰中国足协的“慷慨陈词”曾经引起一片哗然,足协的回复自信而从容:“无‘黑暗势力’,如有,绝不姑息”,当时许多的旁观者也曾天真地认为武汉队带有些许的“小题大做”,未曾想一语成谶,进入2023年后,中国足坛的又一次“扫黑狂飙”如春雷般炸响,不禁让人大跌眼镜。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总共经历了三次比较有规模的“扫黑风暴”:2001年“甲B五鼠事件”、2009年公安部“扫黑反赌”专案组以及2023年最新的“足坛狂飙”大戏。

其实,早在甲A联赛初期就曾出现过延边现代队消极比赛、隋波事件以及渝沈假球案等零星争议事件,但中国足协多数以内部处罚、批评训诫等方式息事宁人,直到2001年,震惊全国的“甲B五鼠案”东窗事发,“足坛扫黑”才被正式提上日程。

成都五牛11-2战胜四川绵阳、成都五牛30分钟突入4球逆转江苏,而随着长春亚泰6-0狂胜浙江绿城,浙江绿城俱乐部老板宋卫平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先是开除了5名涉嫌赌球的问题球员,随后向中国足协提交了一份“黑哨”名单。

中国足坛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狂飙”开启,时任中国足协主席的闫世铎对外宣布严肃处理,长春亚泰冲A资格被取消、四川绵阳降入乙级,数位参与事件的球员遭到禁赛处罚,“背锅”裁判龚建平主动自首,被判10年有期徒刑。

最终,第一次“扫黑”在中国男足首次杀入世界杯巨大喜悦中逐渐被国人们淡忘。

2009年,随着前沈阳球员王鑫的落网,一条巨大的足坛黑色产业链随之浮出水面,公安部高度重视随即成立“扫黑反赌”专案组,中国足坛的第二次“扫黑风暴”正式开启。

随后事态的发展让支持中国足球的人们触目惊心,南勇、杨一民、谢亚龙、张建强、李东升、蔚少辉、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申思、小李明、江津、祁宏。。。一系列中国足坛响当当的人物先后落马。

第二次“扫黑”历时三年有余,涉案人员多达57人,重点人员均被判刑,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连开38张罚单,基本将中超联赛初期错综复杂的“黑色利益链条”连根拔起,中国足球也随之进入到了全新的“金元时代”。

第三次“扫黑”便是我们如今正在关注着的足坛“狂飙”大戏,随着前国足主帅李铁的归案,其背后的利益链条也随之败露,郑斌、高尧、张鹭、忻峰等关系密切者先后落网,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原秘书长刘奕、国家队管理部部长陈永亮、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直至最新牵扯出的多为现役球员,本次“狂飙”大戏究竟如何收场,我们不得而知。

尽管在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足坛先后进行了三次“整风肃清”,但明眼人不难发现,持续的“狂飙”并未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进出”围城“的人仍然络绎不绝,这一现象的背后,既有制度和环境上的因素,也有个体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原因。

制度缺失和监管不力是导致中国足球圈内人士频繁参与赌球的重要原因,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化乱象丛生相似,看似职业化的中国足球,存在着诸多“伪职业化”的病态特征,阵痛已持续多年,但仍不见好转。

许多从业者甚至圈外人员仍然能够以各种方式进行赌博,他们口中所谓的“专业”便是可以通过私人关系和黑市渠道进行幕后交易,更有甚者甚至会借用俱乐部或其他组织的资金进行腐败,这是因为某些人能够接触到这些资源,并掌握这些资源的使用权。

在足球圈内,一些人士可以违反职业道德标准,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从事违法行为,这种行为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和形象,也会破坏足球圈内的秩序和形象,这种情况下,缺乏有效的法规和监管使得许多人抱着侥幸心理为所欲为。

首先,国内球员、教练员尽管收入不菲,但与许多“天价”外援和外教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种收入不平等现象导致了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对于金钱的渴望和不满,他们可能会通过参与赌博来获取额外的收入。

其次,“金元足球”时代的极度膨胀,变相加重了许多“暴发户”的奢侈消费习惯,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都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可能会通过赌博这种“来快钱”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生活和消费需求。

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当中,赌博文化一直以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尤其在古代中国旧社会,赌博文化甚至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从祖上传下来的思维惯性与惰性很难在短时间内根除。

现如今,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但一些人可能仍会因为追求所谓的刺激和快感铤而走险,而足球比赛本身就是一项具有很强的竞技性和刺激性的运动,参与赌球也可以带来类似的刺激和快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沉迷于赌球,最终堕向深渊。

因此,这种“洗脑”式的自我麻醉和屏蔽感,更加助长了中国足球内部赌球成风的恶习,在足球圈内,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利用自己的能力、权力或体力操控比赛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具有足够的技巧和经验,可以在黑色产业链中明哲保身。

在现代足球的职业化改革进程中,巨大的经济利益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足球比赛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各方的经济利益,因此现代足球需要与成熟的市场化运作相结合,但是,当现代足球遇到“伪职业化”,腐败便成为了最佳“润滑剂”。

首先,足球行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网,球队、赞助商、媒体、裁判、球员经纪人等,他们都可以通过参与赌球来获取利益,一些球员或者球队内部人员可以通过参与赌球来获得非法收入,甚至故意输球以攫取最佳收益。

其次,赌球还可以用来获取更多的信息优势,一些足球圈内人士可以通过参与赌球来获取更多的情报,从而预测比赛的结果,制定更优秀的策略,甚至可以通过关系网来获得其他竞争对手的秘密,变相占据更多的竞争优势。

由于足球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利润,许多“平台”也会为具备足够利用价值的人提供丰厚的奖励和优惠,例如,一些赌博平台可能会提供大量的红利和佣金,以吸引足球圈内人士前来参与其中,这些数额巨大的“奖励”可能会驱使一些人以权谋私,以至于不惜冒险参与赌博。

在足球产业链中,很多人可能通过一些非正当的手段获取收入,比如说,有些中间人可能会在转会中收取巨额回扣以疏通关系,或者在赌博中操纵比赛结果获得利润,这种灰色收入对于一些足球圈内人士来说,同样是极大的诱惑。

长期以来,糟糕的战绩以及业余的管理让中国足球内部遭受着各方的压力与指责,特别是进入全媒体时代,全网监督的态势让许多人自顾不暇,积贫积弱的局面使得一些管理者和从业者开始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心态最终让其惶惶不可终日。

足球圈内人士工作的压力非常大,比如教练需要带领球队取得好成绩,球员需要在赛场上表现出色,如果不能达到这些要求,他们就会承受来自媒体、球迷、领导等方面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赌博成为了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让他们暂时忘记工作上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足球圈内还面临着来自社会舆论和各种媒体的巨大压力,一些人会因为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声誉,而选择赌博来缓解焦虑感,他们可能希望通过赌博来赚取更多的金钱和名誉,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整个中国足球圈往往是团体活动的一部分,将赌球纳入到足球圈层中所谓“上流生活文化”,也许是“江湖规矩”,身在“围城”中的人经常会在比赛、训练或其他聚会上见面,并建立起相互之间的关系。

各种聚会、宴会和庆典等社交活动往往会滋生利益纽带,一些中国足球圈内人士会将赌博看作是一种娱乐方式,增强与其他人之间的联系和友谊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赌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种正常社交活动,以帮助他们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

这种畸形的裙带关系往往能够增强参与者的社会认可度和地位,他们认为,通过赌博,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金钱和社会声望,并成为社会中的重要人物,反之,当周围的人都在赌博时,那些原本有原则的人很可能会感到孤立和排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融入和被接纳,他们可能会被迫选择参与其中。

综上所述,中国足球整个圈层过于关注短期利益,从而忽略了长期的良性发展,因赌球应运而生的黑色产业链条提供了一种短期获利的“绝佳方式”,但长期来看,这种行为会对其个人职业生涯和俱乐部社会形象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这才是中国足球长期以来越扫越黑的关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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